在3月底华为巴黎新品发布会上，余承东用了一大半时间来展示新款手机P30 pro的拍照功能，称它将“改写影像规则”。4月11日，P30系列国行正式发行，华为官微发布一组由P30 pro拍摄的月亮。从成像效果来看，这组照片似乎印证了发布会上说的“不仅是一部显微镜，还是一部望远镜”。4月13日，北京爱否科技主笔王跃琨发微质疑摄月照片的真实性，从他拍摄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自动模式”下的月亮比“手动模式”多了更多细节，前者“好像真的是P上去的，全自动P图”。这一质疑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有科技博主发微反驳王跃琨，指出“自动模式”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算法对月亮进行的二次优化，而真要细究起来，任何手机所拍的照片都是用手机内置的ISP“P”出来的。14日，知名AI专家“风云学社陈经”指出华为所用的是神经网络的自动修整，这是传统技术所不具备的效果，它是智能增强，就如同人像美颜一样，而且这一AI算法是可以被关闭的。16日晚，爱否科技宣布开除王跃琨，并认为华为手机通过算法的优化获得了更好地效果，在未脱离真实的情况下得到了比友商更好的效果。王跃琨被解雇后，网友多番测试这一摄月算法，发现华为P30 pro甚至能将放在圆形框中的《出师表》书法作品都修正成月亮。
华为P30 Pro摄像头把《出师表》自动修整成了月亮
感官经验的信任危机：技术成为了世界的唯一解释者？
认为通过摄月算法修正出的图像比我们肉眼所见多出了某些东西，因此这种算法并不忠于真实，这种观点实际上带着前现代的淳朴气质。事到如今，我们没有必要再为这类事情大惊小怪，这种观点预设了我们的肉眼是通向真实的唯一途径。无须追溯到现代科技，只需要看看我们的眼镜，这一中世纪就已经出现的发明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必须忠于肉眼，那么眼镜无疑就让我们生活在虚幻之中，尽管它的确让我们看的更清楚分明。与华为摄月算法争议几乎同时出现的黑洞照片同样离我们的肉眼相去甚远，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见到这个东西，但我们对照片的“真实”深信不疑。事实上，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一系列闻名世界的照片，包括初代苹果手机的开机画面“蓝色大理石二号”和旧版微信启动画面“蓝色大理石一号”，以及以色彩绚丽著称的M16鹰状星云“创世之柱，都是经过大量复杂处理的。与此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尝试观测微观物质，在那里我们的三维世界成像规则可能已经彻底不适用。
感官经验的信任危机是近现代思想之开端的一大标识。为了处理这一危机，康德通过物自体与现象的划分，指出我们根本无法在“符合”的意义上谈论感官经验的真或假；感官经验也许会自相矛盾或者模糊不清，但这种能力是我们无法放弃的禀赋，因为一切对象只有通过感性才能被主体接受，从而成为现象。因此，尽管感官经验是可错的，但它依然在我们的认知秩序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积极角色。人能认识的只有现象，而这种认识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先验范畴的主动创造与建构。在康德那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一种现代性特征：他意识到人与这个世界的“真相”的绝对错位，后者绝不是前者的认知对象，两者不可能相容。只有通过主体的积极建构才能形成我们的稳定认知。正如维柯所说，只有人所创造的，才能被人所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构成了我们与世界真相之间的必要建构。在技术背后，依然屹立着主体的意志。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在积极的意义上是此在对存在的解蔽方式之一。然而所有解蔽同时都意味着一种遮蔽，它总是使得其他的通达存在的可能性变得晦暗。这种解蔽-遮蔽的二重运动就是当今技术的本质：通过技术，我们确实将存在带入了一个敞亮的领域，但当技术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座架，一种绝对的宰治力量的时候，存在就被彻底地弃置了。如里尔克的那句诗所言，“在这个被解释的世界，我们并不感到很安全。”
因此，对于技术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件并非是它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否认了我们感官经验的权威。我们应当知道，这种权威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朴素的误认，人类的肉身并不具有对真理的唯一解释权。任何东西都不具有。真正的问题在于，技术日益正向着这一目标努力，它不仅想成为世界的解释者，同时也想成为世界的唯一解释者，成为唯一的真理。如今人类用技术解释世界，也用技术来解释自己，我们成为了自己的他者，而技术是唯一值得信任的东西。技术承包了一切人与世界的连接，这种中介将它的两端融化在自身的逻辑之中，成为了唯一具有主体性的东西。技术对世界的影响并不总是需要借助国家机器或是资本运作，作为全球性座架，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实体性力量。
这是我们的杞人忧天吗？确实，我们可以关闭手机的自动模式。然而我们已经无法阻止手机具备这一模式。自乔布斯以来，技术不再应我们的需要而突破，相反，技术的突破一再更新着我们的需要。这一进程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它带给了我们便利，而且是那种我们原本无法想象的便利。如齐泽克所说，这些功能繁多的手机变成了我们随身携带的超我，它不断提示着我们，我们用几千块钱买来的手机浓缩着最新的科技成果，对这些功能的弃之不顾意味着浪费以及辜负。我们对自己运用技术的浅薄方式感到愧疚。技术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压制或是掠夺，相反它总是在提供更多东西，仿佛借助技术人们正在不断充盈自身，不断变得更有能力。这种我们对之永远有所亏欠的超我进入了潜意识，成为了某种本我。
只有到这个时候，技术才正式显示出它与意识形态相同的特征。本质上，技术并不强制什么。当代技术已经不再压抑人性，相反，它从内部构造着人的欲望，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实，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所需，什么才是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如同其他众多技术一样，摄月算法暗度陈仓，建构起我们对世界的观照模式。
三重观看：对技术意识形态的考察
然而对此我们是否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我们是否还有觉悟的可能？这需要对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运作模式做进一步的考察。还是以摄月算法为例。据称这种算法模拟了人类神经网络的运作，它的成像因此模拟了人类肉眼的成像。这里存在着三重观看。第一重是我们肉眼对世界和自身的观看，这一重观看，用现象学术语来说，包含着时间性的滞留、当下与前摄，同时也糅杂着事实之所见与规范之所欲。第二重观看是模拟着肉眼的神经网络算法对世界和人类的观看，这是比喻意义上的观看，它模拟着第一重观看中的人类行为，同时否定着第一重观看的素朴性，在事实与规范双重意义上给出更为真实的图像。第三重观看是我们肉眼对这一图像的观看，也即对观看本身的观看。
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三重观看。第三重观看后设性地赋予了第二重观看以意义，若没有第三重观看中人与其图像的照面与认同，第二重观看便成为了抽象的自在之物。第三重观看所观看的就是第二重观看，通过这一动作，技术对人类的模拟以及它所建构的真实才作为一个询唤被给出。只有在第三重观看之中，由技术所构建的那个世界才变成了人类所见、所欲的世界，技术才从一种与世俗无涉的力量变成世俗的结构性因素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摄月算法计算得出的照片就是一种询唤，它来到人们面前，促使人们认同这一图像，将其认同为他们所见、所欲之物。
在意识形态的询唤理论中，难以被确证的是主体在接受询唤之前的身份：若能应答询唤，他必然在这种询唤中认出了自身，这意味着在询唤之前他已经有了身份，以及最基本的识别与应答能力。询唤所做的既是对这一身份的捕获，也是对这一身份的排除：唯有通过这一身份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主体才能被捕捉；而由于这一身份是前意识形态性的，它必须被排除，否则便会成为一种内在的不安定因素。换言之，使询唤得以可能的那种东西，因其先在性而威胁着询唤的自足性。因此，这一询唤也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在第三重观看中，观看者之所以能被询唤，正是因为他尚处一个相对来说前意识形态的位置，一个有能力去认同，去接受捕获的位置。这一位置与询唤处于不可化解的二元性之中，使得询唤总是预设了自身的失败可能性。
当然，事实上这种询唤“向来已经”发生着，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使得那个前意识形态的时刻变得不可追溯。换言之，我们的技术早就已经开始了意识形态化进程，我们早就已经认同了那个原始的询唤。然而这还不够，技术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询唤。它不断以一种挑衅的姿态占据公众话语，不惮暴露自己的秘密。一如从前那样，技术迈出了它全面取代社会意识的新脚步。我们处理这种挑衅的方式，就是将被它侵犯的领域大方地让渡给它，并进一步将其遗忘，等待下一次它的侵袭。因此，我们的第三重观看，即对技术本身的观看，永远都只是浮光掠影。
然而我们依然对这种技术的强力有所感知。第二重观看中，技术是人类的完美提升，它替人类观看；但现在，随着第三重观看，它站到了人类的对立面并成为了被观看的对象。暗流如今已经汹涌澎湃。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第三重观看那里，第二重观看的异化才被实现出来，人才意识到它的异己性。这比第二重观看中那种技术对人类的完美替代更令人难受。这不是异化的终结，而是异化我的开始——然而这或许只持续了一瞬间，转眼我们就自行将这种“异化”扬弃在对技术的重新认同中。但毕竟我们有过着一瞬间。我们不仅被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技术所结构着，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整个过程。这种观看是技术抛出的询唤。随着这种询唤的不断重复，这一机制从隐晦的潜意识层面登上正面舞台。但在它逐步推进的每一步骤中，我们都能辨认出一道狭小的缝隙，而我们就是这到缝隙。
值得庆幸的是，摄月算法成为了公众的讨论焦点，这种讨论至少勾勒出人们所具备的基本的辨识能力，尽管这些讨论的退散如潮水般迅捷。事实上，它们一再被自我更新的技术潮流所淹没，在更激进的技术面前，上一代的技术突破的合法性被默认了。我们就这样忘记自己如何一步步被技术所捕获。但在每一次的错过，每一次的让渡和遗忘中，我们都“向来已经”辨认出那道缝隙本身，那里蕴含着真正的改变的可能性。易言之，我们需要记住每一次的异化体验，它比我们因技术而获得的便利感更加真诚。
无论如何，技术是不可能停下来的，除非我们思想的速度可以追赶上它；在某一刻的相对静止中，我们能赶在错过、让渡和遗忘之前作出更多更有价值的讨论。因此，对技术的第三重观看必须成为生产性的，也只有从这种观看中才能诞生出能与技术一较高下的公共知识话语，唯有此我们才能重获被技术所褫夺的主体性。来不及等到黄昏了，愿猫头鹰尽快追上它。
